第二百八十九章 自乱阵脚
国防剧社有个姓王的北平知识分子。带一副度数很高的眼镜，写活报剧、写歌词，还能拉小提琴、说快板。他很爱与人开玩笑，不管是领导还是一般同志。大家都叫他“王瞎子”。“肃托”开始，剧社反复讨论，找不着“托派”，就拿他去凑数。唯一的依据就是他写的歌词里有一句话“大干、傻干加巧干”。“傻干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诬蔑八路军！
几天后开公审大会，同时公审的还有一个连队胖司务长。这个司务长人缘不太好，可能是贪污了几个面袋。开公审会中，主持人要大家提处理意见。有人说：“让他去当马夫”。有人说：“让他加倍赔钱”，也有人说：“砍头”。关键时刻，不知他嘟囔了一句什么，一下子惹恼了大家。表决砍头时。“哗啦”举起不少手臂。一数。超过了半数，通过！然后押到河堤上去执行。
国防剧社的“王瞎子”也被押上去执行。开始时胖司务长还叫喊：“我冤枉、我冤枉！我不拿面袋，我家8口人没裤子穿啊！唐河战斗。我光着脚，把全连1000多块大洋背回来……”后来见喊叫没用了，拿大刀的战士走来，他就开始憋足了气，红着脸练气功。看着的人们不知谁小声说：“完了！完了！”
“嚓、嚓”大刀一挥，两颗人头滚下河堤，“王瞎子”的眼镜跌到远处的草地上，沾满了血……
郑卫国听彭贞讲了一些情况，愤怒地说：“人命关天的事情他们也敢乱来！要我说，你们最好别派我去冀中，否则谁敢乱杀人，我就杀谁！”
彭贞听了也没生气，苦笑道：“你说的没错儿，本来组织上是反对派你去的。且不说你还没入党，就你这愣头青脾气也让人不放心啊！”
郑卫国满不在乎地说：“那正好啊，我才不想去呢！冀中虽然富裕，却是四战之地，哪有我的冀西稳固？给我一年的时间，我一定能将冀西建设成华北最好的根据地。彭书记，你信不信？”
彭贞点点头，说：“这个我信，同志们也信，不然就不会派你到冀中去了。”
郑卫国疑惑道：“就算肃反杀错了人，及时纠正不就行了，干嘛非要我去呢？吕司令、孟司令他们都可以嘛！”
彭贞苦笑道：“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！”
要说一般的肃反确实造成不了太大的影响，就算有什么恶劣的影响，一般也不会影响大局。可这回却实实在在地捅了大娄子。
大家都知道，冀中八路分为两大股，一路叫人民自卫军，是以原东北军吕镇曹691团起义部队为主组建的。另一路叫河北游击军，是以红军团长孟庆山与冀中当地党组织组建的。
当初吕司令率部起义还是孟司令派人接应的，但两支部队因为渊源、成份不同，相互之间却并不信任，甚至互相猜疑、互相摩擦。
这也很容易理解。大家以前都不认识，甚至处在敌对的阵营里，突然凑在一起，相互之间难免缺乏了解，信任总需要时间慢慢来建立。事实上，在血与火的斗争，战友之间很容易就能凝固起忠贞的革命友谊。遍观历史，这样的例子也并不鲜见。
遗憾的是，因为肃托，二者之间的裂痕迅速扩大，甚至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。当时被定成“托派”的，一是爱给领导提意见、讲怪话的；二是有军阀习气、游击习气和其它毛病的；三是相互之间有意见，借机泄私愤的。
首当其冲的是原河北游击军的干部、战士。这些人大都是冀中的农民，文化水平低，自由散漫惯了，当兵后毛病一时难以改掉，再加上说话随便，爱乱议论，在人人过关、相互揭发的“肃托”运动中，你说我，我说你，很容易“肃”出大批“托派”来。再加上有人故意趁机搅混水，运动越搞越乱。
较有代表性的是被搞成“托派”的河北游击军第2师师长段士增、参谋长兼政治主任杨万林、团长崔树凯3人。这3个人都是参加过1932年**领导的“高蠡暴动”的老党员，他们的死给冀中抗战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影响。
杀戮还在扩大，没过多久，河北游击军政治部主任侯平，第8路军总指挥刘可忠，第5路军副总指挥张静明等也惨遭杀害。
搞到最后人民自卫军的一些干部、战士也难幸免。吕司令的入党介绍人、人民自卫军政治部主任李晓初也被定为“托派”，随后被押解到晋察冀军区秘密处决。他这个“托派”又涉及到200多人。同时被杀害的还有冀中军区供给部长熊大正等人。总之，“肃托”搞得人人自危。
在这种恐怖气氛下，有一些军队领导人感到大难临头就开始想办法“自救”。比如投靠国民政府，比如宣布独立自成一党，还有人竟然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。
得知冀中内乱，日本特务就像苍蝇见了血一样迅速扑了上来。他们故意散布谣言，挑拨离间，导致根据地陷入了更大的混乱。
寺内寿一这只老狐狸见有机可趁，忙调兵遣将对冀中根据地展开了围攻。虽然受兰封会战的影响，能调动的部队不多，但仍把冀中各部打得大败。有些部队丧失了信心，直接投降当了伪军。
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新上任的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鹿钟麟、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，还有新上任的94军军长朱怀冰也趁机在冀中跟抢占地盘。原本安宁的冀中平原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……
彭贞把话讲完，把烟头扔在地上狠狠地踩了几脚，说：“卫国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不该说的我也说了。现在轮到你了，去不去，给句痛快话吧！”(未完待续……)